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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,四十万人的济南城只剩下一万,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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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,四十万人的济南城只剩下一万,发生

原标题:抗日战争,四十万人的济南城只剩下一万,发生了什么

[摘要]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野蛮的侵华战争,造成中国近代以来一次最大规模的难民迁徙。本文认真考察了抗日战争期间华北、华中、华南等地难民潮的形成与迁徙过程,分别阐述了国民政府与陕甘宁边区的难民政策及其实施,展示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斗争精神。 [关键词]抗日战争,难民,迁徙,安置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是一场血与火的洗礼。战争期间,日军铁蹄践踏之处,国土遭躁躏,生灵被涂炭。沦陷区人民为逃避日军的烧杀淫掳,纷纷携妻带子、呼儿唤女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,辗转迁徙,奔向大后方和安全区域,从而形成了巨大的难民潮。其人数之多、规模之大、时间之久,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罕见的。 一 “难民”是指遭到战争威胁或受到某种外力压迫而背井离乡的人。难民的产生属于社会演化中的特殊现象。难民迁徙后,可能在条件许可时返回原地,也可能在迁徙地长期定居成为移民。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发端于战争,不仅衣食无着的下层民众参与其中,而且众多富有之家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迁徙。这一时期的难民大体分为三大类:富裕及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;政治方面活跃人士或同情国民党政府的人;爱国者以及不甘受日伪压迫的人。其中,尤以商人、医生、工程师、教师、自由职业者和技术工人居多。他们大都是青壮年,具有一定的才能和职业上的经验,容易适应不同环境的生活。当日寇入侵时,众多难民被迫离开久居的家园。有的在条件允许时重返故乡,更多的人难以忍受种族与恶劣环境的压迫,一再迁徙,最后移居于西南或西北地区遥远的后方。 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?鉴于其情况复杂,迄今尚无准确的数字。有的资料估计近亿或数千万。据统计,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已达2000万,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。日军占领华北后,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已占当地总人口的50%左右[1]。从难民逃亡的范围考察,既有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太原、郑州、济南、武汉等大城市,也包括河北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和广东等省的中小城市和沿海村镇居民。从难民的形成分析,自东北到华北、江浙,再抵达安徽、山东以及福建、广东,乃至湖南、湖北,随着日军对许多城市的狂轰滥炸和对各地区的侵占,产生了一股股巨大的难民潮。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,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。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,日军占领东北,大批难民涌入关内,达数十万之众。他们或是原关内流向关外谋生的移民,被迫重返关内;或是东北籍军人、官员的家眷;或是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。许多难民入关后,散布于北平等大城市,生活没有着落,需要社会救济。以后,有的重新返回东北,有的随东北军迁至西北地区,卢沟桥事变后多数人融入全国性的难民迁徙潮流中。

原标题:抗日战争,汪精卫是怎么和日本人勾搭在一起的

就在汪精卫逃离重庆的时候,同在这片国土上,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奔波在路上——他们不是背离国土而去,而是走向国土的更深处。

自中日战争爆发后,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太原、徐州、武汉以及广州等名城要地相继陷落,可是日本方面并没有达到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目的。

日军铁蹄践踏之处,沦陷区的百姓离开世代生活的故土,向着他们认为安全的大后方开始长途迁徙。

况且,中国在战争前线尚有百万多的军队,在战场的后方抗日根据地在不断扩大,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崩溃,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格局已经形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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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中,中国巨大的难民潮,其流离人数之多、流徙时间之久、生存境遇之悲惨,乃中外近代史所罕见。

更重要的是,除了被日军攻占的城市和被日军切断的铁路线之外,中国还有着广大辽阔的国土以及决心将抗战进行到底的人民。日本倾尽何等国力和军力战至何时才能将这样一个中国彻底灭亡?

由于面对的是异国的侵略,因此难民几乎囊括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:失去土地的农民、商人、工人、医生、工程师、教师、自由职业者以及下层官吏。

于是,日本方面把政治诱降的全部希望聚焦在了汪精卫身上——“汪精卫不仅是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内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,而且具备了日本开展诱降活动的对象所需之媚日亲日、反对抗战、反共、反蒋等基本要素。于是军部和内阁一致决定采取‘倒蒋立汪’的方针。”

难民潮最早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。日军占领东北地区后,大批东北难民涌入关内。卢沟桥事变后,他们又汇入全国性的难民潮中。北平沦陷前,城内的富裕人家已携带家财细软外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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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日军占领北平后,大批平民为躲避战乱举家出城,由于天津距离北平最近,导致天津租界狭窄的街道上拥挤着数十万难民。及至天津沦陷,逃离天津的难民沿平津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洪流。

而汪精卫也对日本人的急切心知肚明,他在广州陷落的当天对路透社记者表示:“如日方提出议和条件,不妨害这个国家之生存,吾人可接受之。”

火车不通难民就徒步向南,有钱人则从天津乘船到山东烟台或青岛。日军占领德州和济南后,有钱人又拥挤到青岛港购买昂贵的船票向上海流动,而更多的难民则徒步沿着津浦路南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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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城原有人口四十多万,难民出逃后城内仅剩万余人,且大部分是依附日军的汉奸官吏,或者是无力迁移的赤贫者。

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,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政府声明,虽然重申如果中国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,则帝国决不收兵,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”,但是为了对汪精卫作出呼应,修改了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的提法,申明“如果国民政府拋弃以前的一贯政策,更换人事组织,取得新生的成果,参加新秩序的建设,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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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地区河北、河南的难民,则沿着平汉路和陇海路南迁,以近百万的规模流入陕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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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无法容纳如此多的流民,于是难民开始向更西部的甘肃、宁夏、青海方向流动,有的举家一直走到了新疆。

淞沪会战后,战火不但把华东地区的难民裹挟在内,从东北、华北流动来的难民也开始再次迁徙。

数百万的难民逐步向西或向南迁移,徒步者塞满道路,木船在河湖港汊中更是首尾相接数十里。

上海、无锡、苏州、镇江、芜湖、江阴、扬州,都是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区,难民纷纷逃入南京,期望得到政府的保护,但是南京很快陷落,难民又追随政府迁徙到武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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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地区的难民潮随着广州的陷落而出现。中国的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,广东、福建等地的居民不是逃进山区,便是向香港、澳门方向移动,有的更直接下了南洋。

国民政府宣布放弃武汉后,西迁的难民潮大约分成三股:一股经湖北西北部进入四川和陕西,一股从湖南西部进入贵州和云南,一股从湖南南部和广东进入广西西部。其中最大的一股难民,追随着国民政府,涌入四川盆地。

四川盆地,一个四周被险峻山峰包围着的巨大平原,成为中国百姓最后的避难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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